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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种人到电影:一词含义的变化

发布时间:2019-02-10 17:47:46 已有: 人阅读

  近年来,时常有学者或文化人从中国民族文化自尊的角度强调,不宜再将“”一词作为和淫秽的代名词来使用。他们认为,这一中国传统语境中本来象征高贵和尊严的色彩词,其含义的剧烈转变其实历史并不长,不过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动的变异产物。然而这些文章未能深入探讨“”一词内涵演变的近代轨迹,也没有深刻揭示其“淫秽”含义在中国得以生成的具体历史过程、时代契机与因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所潜藏的文化意蕴。故此,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作出新的研究努力。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赤橙黄绿青蓝紫都不仅是只表示物理含义的颜色词,而且还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属于被崇尚的颜色。不仅汉民族很早就尚黄,很多与“黄”相连的组合词汇,多富积极含义,而且在藏族和维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现象。藏传佛学的知名研究专家扎雅·罗丹西饶说:“作为佛之增业的本色,是福、禄、寿、教证(指教法和证法)兴旺发达的象征。人们把作为尊贵、高尚的象征,特别尊重。”②这与蒙古族和汉族里的佛教文化相通。在维吾尔族文化里,象征着“丰收、阳光、高贵”,为金色,这种意念化的延伸与古代维吾尔人崇拜太阳神的信仰有关。

  时至近代,种族的肤色区分及其西方知识也影响了中国人对“”的文化感知。据汉学家冯客研究:“在欧洲,种族的观念也许起源于17世纪末,乃是对耶稣会士关于的符号价值之记载的反应黄种人的观念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被迅速普及。它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就种族分类而言,尽管分类图式各异,但“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当他们援引肤色标准时,却建议使用白种、黄种和黑种这样的分类法。这一三分的图式与诺亚的三个儿子相对应——山姆(Shem)、加弗斯(Japheth)和哈姆(Ham),他们的后代分别居住在三块。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和对抗中,对自己“黄种”的肤色和“黄种人”的归类,逐渐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之德皇威廉二世等有感于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日益强盛的现实威胁,在西方鼓噪“论”,又从反面刺激和强化了这一意识,为中国传统的“尚黄”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黄种自觉意识空前高涨。当时国人对“黄”和“”等字词格外敏感,特别是那些以黄帝作为祖先的者,往往以“黄”字自名,用于表明自己的汉族认同并致力于激发同类的民族与种族自尊观念。如黄轸更名为黄兴,陈天华取笔名为思黄,秦力山的笔名叫巩黄,章士钊的笔名竟有黄藻、黄中黄、“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等等。

  由于西方种族学知识的传入和民族意识的强化,20世纪初年的者产生了总结传统“尚黄”文化的自觉。国粹派代表刘师培作于1905年的《古代以为重》一文,开篇就写道:“近代以来,种学大明,称震旦之民为黄种。而征之中国古籍,则五色之中,独崇。”刘师培通过整理汉籍里“黄”的用法,提出黄训为光,“故震旦之义,皆起于光辉”;同时,黄与皇通,“故上古之君,皆称为皇。黄帝者,犹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女娲抟黄土为人,为“富贵贤智者”之谓,实不得完全以荒谬斥之,强调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名著《黄书》所以以“黄”字命名,正体现了此种精神,等等。刘氏此文是对传统“尚黄”文化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也是他从文化角度对当时兴盛的种族和民族浪潮的一种独特呼应。

  进入后,对“”的文化尊崇并没有因帝制的覆灭而消亡,而是得到进一步延展。1923年,闻一多在诗作《色彩》里称,“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其中,仍然被视为民族“忠义”文化的代表。1925年,《东方杂志》发表《颜色与心理》一文,依然强调“黄是色中最庄严的一种。我们一见宫殿的金碧辉皇,寺院的庄严灿烂,无有不起一种崇拜偶像之感。这便是我们感觉的一种习惯的反应含有表彰尊严和高贵的意味”。1929年,一篇题为《我们的》的散文凝聚了新的时代文化特色和现代民族自觉内涵,以喷薄的和诗一般的语言,真挚和热烈地拥抱“”,反复声称“我们是的我们!我们爱我们的!”:

  我,素性喜欢,喜欢我的胜于其他各色:因为红绿,在我的眼里,是虚饰的象征;黑白,在我的神经上,是相争底表示。只有那诚实而和平的,最惬我的心,最能博得我的爱慕。

  为我们所足践的,是结实的黄土;为我们所身衣口食的,都是从黄土中生产出来的。是我们的人种;黄帝是我们的族祖;黄河两岸是我们所居的可爱的家乡。我们所宗所有的都系;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一切于斯的本色。的我们,难道不喜欢,不爱慕我们的吗??

  我们既是的人,应该保护我们的纯洁,发扬我们的精神,光耀我们的华彩;使红绿自愧其污秽,使黑白不夸其纯单,使其他各色渐渐地同化于我们的!?

  这里,一种以黄种及自身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民族认同观念,已经蕴藏其内。这或许是当时国人表达尊崇民族色彩之最为生动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1934年,时任广州市长的刘纪文郑重提议定为市色,明确从象征色彩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阐述理由,他在提案中写道:

  近世各国,关于国制之旗帜器服,莫不有其规定之色素,以代表其国家民族之精神,至其他各大城市,亦多有采用某色以代表其区域之精神者,是知色素之与国家民族及地域关系之为何如矣!本市民物繁庶,为西南各省都市冠,复以其对外交通利便,已渐跻于国际都市之林,实中外观瞻所系,自宜规定市色,以崇体制而表精神。查七色之中,以黄为尚,夫五行于土色为黄,是广土众民之义也。五方于中央为黄,是致中和育万物之义也。又黄老人也,诗乐只君子,遐不黄考,则绵历久远之意存焉。又黄稚年也,男女始生为黄口,则发荣滋长之意存焉。况我族为黄帝轩辕氏之后,古称黄虞,又曰黄炎,黄之历史已久,黄之意义弥彰。因拟定为本市市色。是否之处,合提请公决。

  该提案经该市第131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因此一度成为广州市的市色。这一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表明,时至中期,20世纪初年所形成的以“”作为民族国家象征色彩的概念含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继承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它继续构成许多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及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中国人长期珍重、近代以降又格外赋予其民族象征意义并声称应“保护其纯洁”的“”,在社会流通层面竟然迅速地加入了庸俗和淫秽之义,而且这一负面含义日益显豁和占优,与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矛盾并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有关“”概念的传入,无疑产生了直接影响。可是,这些概念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其影响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解答。

  在英文里,作为黄颜色对应词的“Yellow”,除了表颜色的本义之外,亦带有一些贬义色彩,1918年出版的《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标示其“嫉妒、忧郁、怯懦、吝啬、卑劣可耻、骇人听闻”的含义,此类基本语义延续至今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且一直未见、下流、之意味,而英语世界真正与相对应的颜色词应该是“Blue”,指(电影、笑话、故事等)含有性欲或的内容,如电影即称“Blue Movie”。在俄语、法语和德语等语言里,表示黄颜色的词汇,象征意义特别是消极含义虽有差别,但也均无直接的淫秽内涵。实际上,要想找到主淫秽含义的中文“”一词的概念来源,无法直接从外文颜色词里面得到现成答案的。只能先回到中文世界,从相关的外来词演变本身去找线索。

  据笔者查考,在近代中文词汇里,来自西方、带有“”二字且真正传播开来的外来词和新概念,其实只有五个,它们都是复合词,即“新闻”、“工会”、“国际”、“组合”和“贸易”。尤以前两个影响较大。

  新闻,英文作“Yellow Journalism”或“Yellow Press”。1929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录了该词条,指出在19世纪末报纸发行量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股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新闻浪潮风靡美国,此类新闻被称为“新闻”。其中普利策和赫斯特两位报人的竞争将此风推向极致,其影响在于很多报纸因此改变了内容特色,并采用通栏大字标题等手法。新近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更给予其明确定义,标明新闻“指报纸出版中利用过分渲染的文章和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吸引读者和增加销路”,并进一步指出其利用彩色连环画和大量图片的做法得到广泛使用。《大美百科全书》则特别说明“新闻”系不惜编造不以事实或主题为依据的新闻,突出报导犯罪行为、性行为、暴力事件等,并详细介绍了两家报纸利用衣衫褴褛、长着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外衣印上一层淡淡的的“小孩”展开竞争的情形,“刊物”、“新闻”等专门术语也由此而生。在《苏联百科词典》里,列有“报刊”一词,解释是:“竞相发表耸人听闻的丑闻和虚假消息的资产阶级报刊。”不难看出,“新闻”一词产生至今,西方人对它的诠释尽管各有侧重,略显差别,甚至被赋予明显的阶级意味,但捏造、夸张、刺激、渲染、耸人听闻的核心内涵一以贯之,没有多少变异,更无法从中直接推出、下流、淫秽的特指语义来。

  工会,英文作“Yellow Union”。《苏联百科词典》解释为:“指推行同企业主进行阶级合作政策的工会。”《辞海》的释义更详细:“工会,一般是指被资本家收买、控制的工会。据传说,1877年法国蒙索莱米讷市一厂主收买工会,以破坏;工人打碎工会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糊补,故被称为工会。”这一语义在西方多个语种里均有体现,俄语虽“”可以表示“妥协主义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指工会等)”;法语里有“破坏者”的意思;西班牙语里的亦可解释为“(与资方)同流合污”等等。(20)可见,“”一词在西方普遍渗透到运动之中,并程度不同地带有右翼、妥协、改良意味。该词还由此衍生出“国际”(指第二国际)、“组合”(指第二国际及改良派等的联合组织)等一系列色彩浓厚的词汇和概念,它们在时期,也都曾得到一定的传播。

  至于“贸易”,则是由“”论发展而来,指的是“日本的以绝对侵略性向欧美市场发展的一种贸易政策”。它与中文“”的现代语义变化几无关系,也传播甚少,故毋庸多言。

  就笔者所见,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就已有文章从批评的角度谈到了“纸”。其文日:“美报固有一大缺点即置重兴味轻视事实是也。此种恶风,行之已久,今可谓达于其极。阅报者即对于实事,常疑美报为虚中构造,是非受纸之。”这里的“纸”指的是刊载捏造不实报道,以迎合读者趣味的不良报刊。由于该文是专门谈论世界各大报纸的内容并进行比较,故其介绍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四年后的1918年,该杂志登载一篇专门记述纽约报纸的文章,又使用了“新闻纸”概念,提到:“有所谓新闻纸者,犹言轻薄之新闻纸也。考其语源,则纽约世界报,于日曜附录中,好以儿童入画。而画中之儿童,又必着之衣服。世人则以此为其挑拨性之隐语。”直接赋予“报纸”以轻薄、挑拨之特质。这种摄义取向,为以后的可能转义埋下了伏笔。

  1924年,《国闻周报》有人专文介绍美国的新闻事业,对“新闻”的外延作出明确界定,认为新闻就是那些刻意动人耳目、惊人闻听的新闻,而“所谓动人耳目之新闻者,不外乎各地暗杀、抢劫、离婚、苟合之事”。1933年,《申报月刊》的“新辞源”专栏,更有对这一概念的特别介绍:“新闻(Yellow Press),是指将某种琐屑的新闻,借记者的一特殊活动,而使成为一件特别纪事之谓。此种新闻的特色,就在于新奇动人。因之他是不惜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将一新闻,加之以特别的渲染,成为一夸张曲折的特别纪事。”作者并强调,此类新闻做法在中国“似正盛行于各报之间”。这些介绍虽然还很零星,但大体准确地反映了“新闻”和“报刊”在西方的基本内涵。

  在随后的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国内对“新闻”概念的介绍和使用逐渐增多,认识和理解也日益丰富、具体。不仅有些专业的新闻学研究刊物对西方的“新闻”进行介绍和评论,还有一些社会上流行的大众知识辞典,也都将该词收录其中,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如193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主办的《新闻学期刊》,有两文谈到美国的“新闻”,一则强调“化”的普遍为近代美国新闻事业特点之一,指出“所谓,其意系指用黄金万能的手段,为办报方针的报纸。换言之,即是办报者不惜巨金,聘请优秀之记者,收罗足以骇人耳目的新闻,用劝诱夸张的编辑方针,使中下层读者对之极感兴味”。一则将“新闻”作为“世界中最令人作呕的东西”加以谴责,认为它充满着威吓、哄骗、诬蔑、,是“民众的仇敌”。这一极端负面化的认知几年后在燕京大学新闻学会主办的《报学》里得到回应,有学者著文干脆将“新闻”理解为“罪恶新闻”,认为中国小报为了维持生计,“将罪恶新闻扩大、渲染,使之能迎合低级趣味,而吸引更多的读者”,这违反报业道德,贻害社会。

  相比之下,当时一些词典对“新闻”的解说,似更能反映其社会化传播的水准。1936年,《大众实用辞林》已收录“新闻”一词,认为“新闻”是新闻纸的第四版,所载多为社会的琐事。1937年,《现代知识大辞典》的专门词条则认为,“新闻即专登软性的社会新闻,铺张扬厉,绘声绘影,以吸引读者。”1940年,《抗战建国实用百科辞典》将新闻解释为“指报纸上所记载关于盗窃、风化及其他一切足以合迎一般人的低级趣味的新闻”。

  可见在内容上,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新闻”之负面意义,不仅包括刺激、暴露、捏造、污蔑、挑拨、欺骗、,也包括了软性、轻薄、低级趣味等等方面。而就低级趣味而言,则多是泛指,不仅涉及所谓风化,也指涉盗窃、暴力等等方面的新闻。如1936年,左翼作家夏衍在一篇影评中,就用“新闻”专门指代盗匪之类的新闻。

  不过也应看到,这一时期已有用者有意无意地将新闻与相关的词汇、事件混用,体现出一种向后者转化的过渡性倾向。正是在这一类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过程中,“新闻”原本包含的部分,在寓意范围内被逐步前置。比较早的,如评论家柯灵在1939年的《乐祸篇》中谈到上海文化的流行时,就以刊登淫文秽词、猥亵文字的小报居首,强调这些低俗的东西即是“给新闻做材料”,这里的“新闻”虽不特指淫秽、下流的新闻,但在相互混用中,已蕴涵滑向此端的可能。在古代中国,表达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感情纠葛时,往往使用“桃色”、“花边”、“粉色”这些词语,可在1941年《中国艺坛日报》的一则报道中,则明确将桃色事件纳入“新闻”,这或许预示了“”含义向淫秽进一步转化的某种可能性。

  值得指出的是,到40年代中后期时,“新闻”语义的变异忽然加速,的主导含义得以迅速确立。如前所述,“新闻”因为其自身即蕴涵低俗新闻之意,而此类新闻又不可避免地大量涉及男女关系、、淫秽之事,故易被与表示意义的词汇混用,久而久之其原来多方杂陈的广泛意义范围逐渐萎缩,、淫秽之意则愈发凸显。同时,对于这一时期“”词义的扩散而言,“新闻”的酵母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其淫秽庸俗的含义波及其他文化部门。而“”在“音乐”和“电影”等领域里被极端狭隘的“”化使用,反过来,又进一步约定了“新闻”的淫秽含义。

  这一时期,人们在谈论“新闻”时,常常将其与“诲淫诲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少报刊在介绍“新闻”时,总爱冠以“诲淫诲盗”之类的修饰词,而所列新闻,也多为社会新闻中猥亵、卑鄙之事。有人甚至谴责新闻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之盗窃,报纸加以宣传后,使盗窃者技术越发高超。”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厉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要求减少刊载新闻,直接将其与低级趣味等同起来,指责其“不是荒唐,便是无耻,自然更没有教育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南京国立大学新闻研究会主办的《新闻学季刊》登载《新闻道德之研究》一文,明确认定“新闻”一味地偏爱夸张渲染之手法,势必走向低级趣味:“为满足读者之好胜心理,集中注意力于污秽故事,人家私事,淫画等。”这既是时人从专业角度,对“新闻”走向淫秽内涵之趋向和成因的一种分析和警告,同时也表明这一走向在当时已经或正在进一步地成为新闻的现实。

  “新闻”含义的强化和形成,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这一时期,已有学者对所谓“软性新闻”、“花边新闻”和“新闻”进行自觉区分,认为前两者意在调剂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新闻工作者对于各种含有趣味和幽默感的逸闻趣事,用轻松的笔调,加以报道和刊载的可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个花边,取一个富有意味的标题,未尝不可。但若是掺杂了低级趣味的因素,有伤道德风化,则失去了其趣味之价值,这才流为“新闻”。还有人专从色彩的文化象征角度,对新闻类型加以区分,认为所谓“白色新闻”指的是、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地替政府宣传的新闻;“黑色新闻”即内幕新闻;作者虽未明确给“新闻”下定义,但根据其后文对上海文化的批判可以推断,那些狎亵、荒淫无耻、荒诞神奇、诲淫诲盗的东西即为“新闻”所统辖。在此,早期“新闻”包罗万象的含义已经被白色、黑色新闻所分解,意义进一步狭隘化和明确化。与此同时,以前通常所谓的“桃色新闻”之正式名目,这一时期也已明确被“新闻”所替代。如1944年,《上海社会月报》在创刊号的“新闻”专栏里,明确指出:“新闻即桃色新闻,内容是绯色的,在新闻学上有这个专门的名词,扩大一点说,就是社会新闻,不过它的质素粉红色一点罢了”。1946年,有杂志报道作家丁玲“恋爱成功”的消息,采用了“赤色圈里的新闻”之说法。凡此种种,都证明这一时期“新闻”的淫秽含义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我们还可以从1947年至1949年间,一些新闻界的学者有感于国人对“新闻”原意的扭曲,撰文为“新闻”正名的事实,从一个侧面验证上面的判断。1947年,邵燕平撰写《“新闻”的罪恶》一文,提出:“国人每聆新闻四字,多引起桃色故事的联想,以为男女、三角等问题等构成的事件,称为新闻,实则新闻包罗颇广,初不限于男女、三角等问题所构成的事件”。1948年,一篇题为《新闻的起源》的文章,也对当时人们误解“新闻”的原义,提出辨析。指出:“其实这名词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新闻学上已是个众所公认的称谓,并非任何人所杜撰现在中国所谓报纸,是指的一般四开小报,也就是那些不以报道正式新闻为主体,而专门刊载内幕新闻侧面消息以至主要用低级趣味吸引读者的小报,这种报纸,其实与新闻史上所谓的新闻,颇有不小的差别。”作者因此回溯了美国“新闻”起源的种种故事,指出西方报纸“专以刺激感情方式处理新闻”为特征,并特别强调,西方“新闻”那种内具的自由正义的追求之内涵,实远为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所不可企及:“现在的小报还算不了报纸。即使也罢,如果能像普列哲那样为自由正义而奋斗,在今日的中国到是应该欢迎之不暇的。”这种对中西方“新闻”内涵差异的批评,说明这一时段“新闻”词义被歪曲和误解,绝非零零星星的个别现象,而是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新闻”的含义已经为社会广泛采纳和接受,但基本正确的理解和使用,在一部分人那里是依旧存在的。

  同“新闻”相比,“工会”及相关词语内涵的输入和传播,则要清晰和简单得多。据笔者所见,早在1921年驻国际代表团的俄文文件《中国党第一个纲领》里,就提到:“中国党彻底断绝同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这里的“”带有阶级调和、改良之意,同时也表明这一语义承袭了苏俄的理解。在1922年的《中国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1925年《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等文件里,又用到“国际”、“工会”等词,也都是沿袭苏俄的用法。在以后的文件里,这一语义被大量、反复使用,用来指斥领导下的工人组织。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工会”等词广泛流传到社会。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辞典收录并介绍了这些词汇和概念的含义。如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就说“为右翼、妥协的渐进派和改良派的象征。赤色为左翼、战斗的激进派和派的象征。中立派则属于桃色”、国际指“第二国际”、“组合”则是“对赤色组合讲的话,又叫做阶级协调组合”。同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新术语辞典》亦持同样看法。1936年出版的《大众实用辞林》也解释说:“国际就是第二国际;组合谓主张劳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组合”。1937年,《现代知识大辞典》则说明:“工会指不主张、赞助劳资协调的工会”。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其传播之广泛可见一斑。

  有关西方这一语义的传播,还体现在国人特别是左翼文化人的有关实践中。丁玲作于1932年的《五月》一文,就有“白色”和“”的资本家与买办们的说法。夏衍1933年发表的《关于〈脂粉市场〉之结尾原编剧人有所声明》一文,则有“之欺骗与的梦想”的句子。“”都是在贬义上使用的。

  “工会”一类词汇中的“”用法原本与无关,但增添了“”的负面意味,很容易与颓废、、腐朽等词语概念联系起来,故在后来“”词义实现变异的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一词成为的代名词,与“新闻”有直接关系。但该词的含义在中国从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新闻,到狭隘化成淫秽新闻的转换,既不是孤立地在新闻学内部实现的,其最终的社会化,也是“”一词跳出新闻业以后,波及其他诸多文化领域后才得以形成的结果。

  这种以“”为纽带的跨领域文化互动,早在1930年代中后期就已星星点点地出现。如1935年,即有人将专注于描写女明星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新闻称作“桔色新闻”,并解释说“桔色系粉红色与的混合色”。这里,粉红色有传统的意味,则突出了新闻刺激、轰动的现代含义,可见两种颜色的合流趋势已然出现。同年,影星阮玲玉,一时间“阮玲玉香殒记”一类的戏剧多如雨后春笋,阮氏的感情纠葛成为卖点,戏剧揭人隐私、报道内幕的夸张渲染成分昭然若揭,故时人称:“倘例诸新闻名词,此可谓新戏矣。”不过,此处“”的西方语义尚未完全变化。到1939年,有读者给《电影新闻》来信,痛斥上海人“黄”颜色特别浓:“喜欢读战事新闻中间的敌兵怎么怎么样子的奸同胞之类的豆腐,寻开心之类文字。此类杂志在上海层出不穷。”这里的“”不仅用来形容不良杂志,更推及一个城市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不过,“”语词被大规模借用到社会文化其他领域的现象,还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后期以后。正是在这一社会化扩散过程中,“”的淫秽含义得到逐步的彰显和强化,并最终定型。

  1946年前后,“”一词已经开始被广泛运用到一般社会刊物、音乐、电影、文学等各主要文化领域,“刊物”、“音乐”、“电影”、“文学”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相继出现。这可以说是当时“”一词淫秽含义生成、扩散和定型的典型表现。

  就“刊物”而言,因为刊物与新闻同质性较强,对它的理解同“新闻”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故容易直接转移。1946年,在一篇题为《论查禁“刊物”》的短论里,“刊物”一词就已出现,不过作者将“内容文字,诲淫诲盗,或捏造谣言,诽谤他人”列为“刊物”的基本特点,虽未局限于淫秽和的范围,但已明确指向了低级趣味,且首揭“诲淫”之义。次年,沈柝在《介绍刊物》一文中,对其内容的界定也是:“刊物,终是包罗万象的。有因果报应的故事,有卿卿我我,鸳鸯蝴蝶的章回或不章回的小说,有三角,四角,多角有这奇侠,那姻缘这溯那幕这盗那探”一言以蔽之,刊物“集谣言之大成,尽之能事”。这些解释几乎都可以从人们对“新闻”的理解里找到根源。不过,此时人们在使用“刊物”一词时,已有相当多的用者开始从混杂含义里抽取并强调其“淫秽、”之意。如1946年,就有人指斥香港“小报”专谈风月、诲淫诲盗、充满文字;亦有作者指出统治集团虽未直接制造、开公司,但却纵容、利用的东西人民,于是“新闻书刊的来历,人民已经怀疑了”,这里“新闻书刊”的意义被凸出,不仅反映了而且加深着人们对“”含义的摄取和解读。更多的文章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里也流露出这一语义,如有人说:“刊物”像“黄河决口似的在泛滥软软的轻轻的豆腐干刊物东一张肉照,西一张肉照”,或称“刺激性机能的淫欲、强调狂的读物”等等。一篇名为《再谈“刊物”》的文章认为,欣赏此类刊物的人,都是些“陶醉于里的飘飘然的”、“整天迷迷胡胡、不辨黑白,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只会欣赏大腿”之类的阿Q们。作者大声疾呼社会各界应共同摒弃这种“荒淫无耻的东西”,肃清“惨胜以后的新剂的鸦片烟”。其“刊物”里的之含义,已经十分明显。

  “电影”的出现和传播,在表现“”词汇淫秽化的主导含义方面,更加直露和鲜明。1948年,有文章批评中国电影界拍摄刺激的镜头,是“拾好莱坞的之糟糠,将毒素裹在糖衣下,去一般小市民”,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买好莱坞的大腿,听爵士音乐,看神怪故事,武侠打斗法宝机关等无稽的玩意儿,更不要恐怖暗杀与等害人的坏货,的毒汁”。同年,电影人夏衍猛烈抨击美国影片为“的、猥亵的、赞颂着人性里面最下流最卑鄙的堕落行为的影片”。1949年,上海出现一篇名为《人民的呼声:电影!!》的报道,直截了当地使用了“电影”一词,认定其为:“毒害观众的、的、无稽的、荒诞的、粗制滥造的”影片。

  “音乐”的提法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以往人们鞭挞低俗音乐时,多用“桃色、靡靡之音、淫乐”等词,现在则找到了“”这一替代品。1945年,音乐批评家杨琦撰文对当时音乐创作倾向的“逆流”进行了批判,指出乐坛最流行的《红豆词》在曲调、和声、曲式和歌词上,专门迎合小市民胃口,“假使一个人骤然听来,又跟郎呀郎呀及香格里拉等歌曲有什么分别呢”。他指摘该歌曲的创作者刘雪庵“连头也不回地走向音乐的道路上去了”。该文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使用该词的文献。1946年,一篇题为《清除靡靡之音》的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软媚的乐曲”提出批判,希望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不只是停留在召开“清除音乐座谈会”的层面,还要能真正将会议所决定的事项,一一付诸实现。实际上,当时多数使用者,都将“音乐”归为“娱乐”的范畴,或谓“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含义粗俗下流”,或称“风气”等等。正由于“音乐”已经成为靡靡之音的代名词,故当时即有论者专门对此提出辩论,认为“音乐”的坏处,还不仅限于歌词的,更在于其“情感不真实”,缺乏曲调与和声之美。值得一提的是,早年因大量创作、演唱流行歌曲的黎锦晖、黎明晖父女此时分别被冠以“音乐的始祖”和“歌手”的头衔。

  “文学”一词,此时也成为批判术语。对于诲淫诲盗的文学,各种批判早已有之,但冠以“”称谓,此前尚未经见,至少还很少见,此时却被广为使用。1947年,管军的《论才子佳人小说与文学》一文,将“文学”界定为反映“污秽亵荡的欲念;三角四角恋爱,性欲”一类的作品。1948年,绍祖在其《论“”文学》一文中,则强调:“文学是与这靡废时代结着血肉因缘的坠落,赋予人生一种淫乐之感,要求坠落企图压迫正义退出现实而自毙。逃避正面的人生,脱离现实,封锁人类于狭小的情欲的圈子里。忘却世界,不敢正视自己,粉红而麻木,淫逸而自卑。”作者在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后,进一步说道:“文学以一种肉麻的滥调加上爱情的应时灵感;套上奇异的故事,再加上文艺的外表,既而又钟情,既悲欢而又合离,便完成了文学的奇迹。”同年,绍祖还用到“文艺”一词,特别说明:“文艺,并不是说那伟大爱情的描写,而是专指它除了渲染一些色香艳丽的情欲词藻以外,根本没有内容,反映与人都是有害的。”作者认为一般的文艺作品为反映现实生活而有男女生活的描写,无可厚非,但需以“决不淫污超俗而不下流”为前提,若是“故意铺张生活的一面,把乳峰的颤动加以肉麻和神化,使之浸透于狂欢里”,则流为“”作品。“文艺”的淫秽含义在这里得以完全确立。同时,和“音乐”传播类似,那些大写特写下流低俗的文章者,此时也获得了“作家”的称号。

  这一时期,其他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地以“”批判负面对象。如随意捏造、夸张渲染的广告被称之为“广告”;含有、淫秽内容的打油诗被称之为“打油诗”;报道花边新闻的专栏被命名为“舞台”;、消极、人生的靡靡之音泛滥被斥为“艺术”抬头等等。“”虽不尽然都是之义,但起码可归为低级趣味。

  1946年前后,人们还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低俗文化现象,概括出“文化”一词,以涵括一种整体的颓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同时,“文化”自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与“新闻”、“音乐”等语词组成一个概念群。了解“文化”概念内涵的变化,对于认知当时“”词义的变异有特别意义,它对负面特别是含义的“”词义的扩散,可能发挥过整合功能。

  据笔者所知,1946年时,已经有人发表《略谈文化》一文,开始专门讨论所谓“文化”。作者认为,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注重趣味,富于刺激性,冷嘲热讽,大捧小骂,攻奸揭私,暴露黑暗,一种别出心裁新鲜别致的风味,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这里的“”似乎还未脱离西方“新闻”的原义。但作者同时指出,出版社和创作者“为了出奇制胜,争取生意眼,不得不搬出一大套噱头来,有的刊些女腿的照片,汉奸藏女人,要员爱娇妾的艳闻,拼命趋向低级的调儿。有的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一窝风的转向浅薄、胡闹,卑耻猥亵的,没落的作风”。“文化”的“淫秽”内涵得到极度凸显。一年之后,著名的《时与文》杂志发表《广州的文化与教育》一文,其中使用的“文化”概念已然呈现一种整体转向淫秽之义的鲜明特征。该文从多角度审视当下的广州文化,强调报纸没有一家不走“”路线,多为肉麻读物;诲刊泛滥全市,多是下流;流行电影也是美国的“大腿电影”,充满打、情、舞、轻佻的内容,等等。

  这一时期,“”还独立成词,开始表达含义。如“”、“气氛”、“污流”一类提法,在社会上就已纷纷出现。今天尽人皆知的“扫黄”一词,也已问世。1946年,有人提出,对于社会上泛滥的、堕落、荒淫的污流,“必须作尽情的扫荡!”1948年,李兆琏在《论文化》一文中,两次直接使用了“扫黄”一词,提出“扫黄”的两个要点,并希望“文化界扫黄的目标应当扩大”。这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扫黄”提法。到1949年时,更出现了明确以“扫荡文化”为标题的文章。

  可以基本判定,在1940年代中后期,“”的含义已经基本定型,尽管并非百分之百纯粹,但即便在不纯粹的使用语境中,“淫秽、下流”的义项也多居于核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一词继续广为使用,除和粗俗无聊的含义外,其他如夸张、渲染、捏造等意思,逐渐淡化乃至退出,之义开始更加突出、强化。1950年,杂文家聂绀弩发表《论文化》一文,将文化界定为:“文学,大腿影片,软性音乐和跳舞,猥亵的照片和画片,玩弄女性的新闻和言论等等,谓之文化它的基本内容是动物性的歌颂,官能的歌颂,肉体的歌颂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游惰者,没落者,吸血者,一切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人们的意识形态。”1950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续编》这样定义“报刊”:“指专门刊载文章,和无聊的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期刊。结果是传播毒素,腐烂青年的思想。”而1951年杨荫深编辑的《新辞典》对“”的解释是:“荒淫而无聊的,(刊物)”、“的,(工会)”,原先的多重含义被抽离出去,之意进一步强化。1952年出版的《新订新名词辞典》将“”解释为:“西洋习惯,象征卑鄙污浊,故带低级趣味的淫秽书刊,就叫书刊。”同时,该辞典对“音乐”的解释则是:“是的代表,音乐就是一般专以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恶劣的音乐。统治者曾用这种满是毒素的音乐——软绵绵的情调来并腐蚀人民,使人忘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苦痛,因而也丧失了人的斗争意识,所以说音乐纯粹是为统治服务的。”

  “”一词的淫秽和用法并不局限于,和香港等地亦然。1968年出版的权威工具书《中文大辞典》,把“”定义为“今谓低级趣味涉及男女猥亵也”。1976年出版的《辞汇》也标示:“小说”即内容多涉及淫秽风化的小说;“新闻”即内容有伤风化的新闻记载。而1972年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在解释“黄”字时,则特别指出其“catering to sex interest”(迎合性的兴趣)之意,并说明此意“borrowed from yellow journalism,now used more widely”(借用于“新闻”,如今被更加广泛的运用),故“新闻”在“yellow journalism”之外,还可英译为“sex stories in papers”、“小说”则对应“sexy novels”。到1987年,香港出版的《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又将“新闻”固化为今日通行的“pornographic reports”之译法。(95)如此典型的“文化旅行”变异故事,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恐怕也具有某种独特性。

  在近代中国,“”词义的变异有着双重内涵,一是国人对西方输入的新知概念“新闻”产生误解和曲解;二是中国原本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之与出现占据优势的、大众化的矛盾义项——、淫秽、低俗,形成同一词义结构内部的雅俗对立。笔者将这一词汇现象称之为“畸变”。在前文,我们曾揭示出西方“新闻”的原义在中国不断缩小词义的范围,其内蕴的淫秽部分在其义项结构中被逐渐前置、变成核心,乃至独占义项的过程。但如果仅仅将视线局限于这一过程本身,很可能会夸大其自身转变的内在自然性成分,而不免轻忽其所包含的深刻畸变性。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必须正视和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尽管在抗战胜利以前,“新闻”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淫秽内涵也有被人摄取和强调之处,但这一概念的原义还是大体上得到较为准确的传达,而且这种传达显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含义真正发生淫秽化变异,是在1946年前后,也即抗战胜利之初。这一点,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抗战刚刚结束,人们从长期战乱的紧张压抑和动荡的生活中舒缓过来,逐渐萌生了争相享乐的念头,正如时人针对低级趣味的歌曲再度流行所指出的:“以为抗战胜利,可以歌舞升平了,可以复原到以前的糜烂生活了。”而这一情况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社会表现尤甚。此等城市日渐弥漫起一种淫秽泛滥、享乐至上等种种社会风气,这实为来自西方而又涵括淫秽低俗义项的时髦之“”命名,以及这一概念的淫秽化转换本身,创造了适时的社会条件。1948年,《论文化》一文就明确地指出,“文化最茂盛的是刚刚胜利的时候,因为发抗战财、胜利财、甚至接收财者等等的集中都市,而形成的畸形的繁荣”。1949年,《文化的末路》一文也强调,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之所以“文化”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当时“其有闲阶级多,物质引诱强、吃吃玩玩的个人主义很厉害、追求无限止的享乐”等风气盛行,抗战胜利后“”毒氛依旧。还有人注意到并揭示了当时造成文化流行的更多社会因素。1946年,《“”的命运》一文就分析说:“社会的、有闲人士生活上的荒淫,正当的文化出版界的冷落社会动荡不安,物价的高压,生产的废弛,财富的集中,知识分子与公教人员生活上备受的压迫,莫不是使文化衰落,乘机崛起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人提到国民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它使读者们“看惯了胜利八股,读厌了建国公式”,很快因为苦闷而转向文化。总之,在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各大城市,淫秽文化一度泛滥成灾,引发强烈批评。

  对于这一恶俗文化泛滥的现象,自然需要有一个形象的、具有一定整体概括力度的时髦词语去反映和批评,而恰好来自西方的“新闻”一词此时已得到一定传播,于是便被一知半解的人们糊里糊涂地抓来使用。当然,这也与传统中文里通常被用来表达类似含义的色彩词汇如桃色、粉色等过于局限在“男女暧昧关系”的狭小空间,难以反映和概括内容更为丰富复杂的低级、淫秽内涵,有着一定关系。于是在角逐中,变异的“”一词也就阴错阳差地流行开来。在这一进程中,不少主动使用者最初是一知半解,而更多的人一开始时则是将信将疑、随流从众。如1948年,美学大师朱光潜对“”一词的最初使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刊物消毒》一文中,朱光潜提及“印着电影名星乃至于妓女照片的红红绿绿的小型刊物”时,就曾疑惑地写道:“我说红红绿绿的,本是事实,不过据说它们的通行的台衔是刊物,为什么是,恕我无知。反正这些就是现在中国一般识字的民众所读的书。”可见当时一词的化使用,连朱光潜这样的文化人一开始也没有弄得十分明白,他一方面表示了存疑,但同时在后文中,他却也随众地照搬照用,将刊载“桃色新闻、污吏的劣迹,社会里层的奸盗邪淫的黑幕,以及把这一切乌烟瘴气杂会在一起的章回小说”的刊物,照例称之为“刊物”。此种情形,在当时应当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一词的化使用,正如其他流行词语一样,往往有核心而难有边界。朱光潜照例将一些刊载与、贪污劣迹混杂事项等有关的刊物称之为“刊物”,恰好也表明了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那种既关联又紧张的互动关系。?

  其次,变异的“”概念生成和流行开来,与抗战胜利后迅速形成的国共对峙、特别是的和遭受各方抨击的环境有直接关联。抗战一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很快被拖入内战泥潭,与之俱来的是社会人士和左翼知识人对的抨击,“工会”概念的“、妥协、、堕落”含义,文化的剂和堕落的含义,成为抨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当时有人就认为,“文化是荒淫社会生活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更早以前,在封建君主的宫廷里,糜烂的宫廷生活,就是淫画的制造场回到收复区来的政府当局竟容许敌伪文化政策的继续执行,甚而怂恿它的继续执行,而对于宣传的画报,则封锁压迫,唯恐不力”。1946年,学者吴晗指责的文化政策刊物,却使“的刊物摆满了每个报摊”。1947年,林默涵也指出,派利用小报等的东西来腐蚀人心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腐烂和堕落。还有人侧重于“”的意味,以反讽的手法揭露的纵“黄”策略,指出“”能人,使人由硬变软,使人们安定下来,达到所谓的“国泰民安”。在这里,由“新闻”和“工会”所引发的语义流变,显然已经得以重合。

  另外,八年抗战,中国人抗拒的是来自所谓“同文同种”的日本的残暴侵略,这是一次黄种人内部的冲突。而帮助我们的却多是白人国家。于是白黄种族之间的紧张感舒缓下来,“”作为族类象征、东亚内部力量整合的意义严重弱化,这可能成为“”原有的民族尊崇和文化象征含义被轻视、而低俗淫秽意涵得以附体并在大众流通层面迅速占据某种表义优势的一个微妙而深层的原因。1946年,一篇题为《的话》的文章,对当时人们把为求醒目、套印着红色的报眉及标题的刊物视之为“刊物”大为不满,指出:“,毕竟是一种温和的色彩,且古今来一致公认它是一种正色,所以人们都欢迎它,乐于亲近它你祖宗的皮肤颜色,便是的。难道你能反对么?”这类发自民族自我内心深处的之声,在当时却显得相当的微弱,这决非偶然。

  “”一词含义的变异,与近代特别是五四后中国人民族自尊感尤其是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严重失落亦不无关系。1946年,《的恐怖》一文的编者按就写道:“究竟作何解释,却为辞源所不载。记得病名有黄疸所以上海某报副刊说是病态的象征。刊物就是病态刊物,中国乃病夫之国,所有低级出版品为刊物。”其中所透露的,毋宁说正是一种自暴自弃、自我作贱的民族悲观心理和情绪。对西方的“新闻”等一类文化概念中的“”内涵一知半解,便视为时髦,敢于且乐于囫囵吞枣地加以使用,而对传统的民族肤色之象征义、对于那种代表高贵、尊崇的“尚黄”文化传统却如此漫不经心,竟任外来变异的淫秽义与之矛盾并存,以至“”形成一种畸形复合的词义结构而不以为意,这在那个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1945年至1949年那个内战不已,政府无暇顾及真正的文化建设,而语言学家又难以尽责的特定时期,实在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今天许多学者对此畸形存在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以为它们之间原本就并行不悖,这一点或许更应该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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