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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外学人的人文关怀

发布时间:2019-02-10 09:17:37 已有: 人阅读

  三联的“启明文丛”是一套有意思的文丛,从目前所出三本来看(第四本,即黄燎宇的《思想者的语言》待出),三本书的作者李培林、陈彦和傅铿属于同一时期的旅外学人(李、陈留学法国,傅留学美国),这三本书都是他们的第一部个人文集,文章的写作年度都同样从上世纪十年代以迄现在,跨越了二十年。某种程度上,这三部文集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人的样本,他们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正是中国学人这二十年来思想、观念变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表现。透过这三本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学术关注和人文关怀的变与不变。

  三位旅外学人的学术生涯都起步于上世纪十年代,因而书中的某些文章都烙上了时代色彩。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整个中国洋溢着自信和开放的乐观气氛,由“思想解放”而开启的当代中国宏图初展。在此背景下,一波波的知识和思想观念引进的大潮涌动,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李培林、陈彦和傅锵三位学人同样积极热情地介入了这股引介外国思想、观念和知识的大潮流中。李培林于1987年从巴黎第一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在这前后一段时间,他在《读书》上所发的文章,构成了《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中第一编“西学东渐篇”的主体内容,他从自己所学的专业——社会学的角度,介绍了法国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巨擘如雷蒙·阿隆、福柯、布迪厄和图海纳及罗桑瓦龙、他们的社会学观念,以及介绍风险社会学等新颖的西方社会学观念和。无独有偶,大约同一时期,在法国留学的陈彦,也以引介法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新知与观念为己任,这体现于他的文集《与乌托邦》第一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文章中,作者介绍了布罗代尔的“总体历史”观、杜梅吉尔的“比较神话学”、布迪厄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跨时代的人文泰斗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两人不约而同地将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最新的思想观念引介入国内学界,一方面是对自己所学的梳理和解读,另一方面当然也包含“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想法,这显然是对国内知识界当时的“启蒙”大潮的积极响应。

  不过,这样的引介外国的知识和潮流,正如当时国内将欧美数百年的各种囫囵吞枣地输入一样,一种还来不及消化,便跳到了下一个,多的是凌空虚蹈急功近利,少的是沉潜深入含英咀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国内社会随之一变,像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拔似的,知识人的知识和思想追求也随之大变,由虚入实,启蒙观念让位于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更为脚踏实地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这一趋势同样体现于李培林和陈彦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在李培林的《生活和文本中的社会学》中,如果说九十年代之前他所谈的都是文本中的社会学因而是“虚”的社会学的话,那么,自九十年代以降,生活中的社会学便成了他关注的重心。他一改早前致力于引介法国社会学各种的宏大话题,将他的社会学思考落实到了现实层面,诸如的新娘、中国的大葱和日本电器、厕所、汽车左行等话题。此后,随着他的学术生涯的展开和深入,他的关注点更放到了对中国社会学建设的实践和思考上,他早前对社会学的纯粹的“文本”关注,至此已经转变为对中国“真实世界”的关注上,这集中反映在他和对中国社会运行规律所作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上,举例而言,对中国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就是他的一个学术着力点。他孜孜以求的是将“文本”的社会学和中国社会的“生活”社会学相结合,最终成就一种建立在中国现实问题之上的“中国学派”。

  陈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文章同样也走上了由虚而实的道路。如果说,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更侧重于纸面的引介和思考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之后的文章,则是思考伴着实践,实践带动他更深入地思考。2005年之后,他更是积极投身中欧社会论坛的工作,并加强了对欧洲联合实际进程的关注,从而完成了从观念到行动的改变。正如他的文集《与乌托邦》所示,陈彦之所以关注欧洲尤其是法国,是因为他关注与乌托邦这两个议题,欧洲既是的故乡也是乌托邦的故乡,所以,他既考察与乌托邦在欧洲的前世,也思考它在欧洲的未来——欧洲联合工程。陈彦认为,欧洲联合工程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以的方式尝试建构社会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工程,堪称人类最后的“乌托邦”。它若能取得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世界的分野和战略态势。思考欧洲的“与乌托邦”议题,正是为了反观中国:足可以同欧洲并驾齐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否既向世界贡献理想的愿景,又发展出抵御乌托邦的制度动力?

  如果说李培林和陈彦二十年间的文章主题的变化,反映的是旅外学人的学术关注的与时俱进的变化的话,那么,作为旅美学人傅铿的关注核心,则更多体现了一种知识人的不变。傅铿的文集《知识人的黄昏》围绕知识人的核心问题展开,这一核心问题始终萦绕于他心头。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接连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五四”以降国内知识人的种种激进进行了批判,反思了传统知识人的启示录传统与乌托邦救世主义,它的自大与僭妄,它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人的深重影响。此后作者负笈美国,搁笔十多年,沉潜思考,随后重续他此前对知识人的研究,更与当下的中国现实相关联:他指出,法国的先知式知识人(以萨特为代表)正日渐消亡,而普世知识人(以托克维尔、雷蒙·阿隆等为代表)将浴火重生。作者数十年间对欧洲知识人传统的关注,自有其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他对知识人传统的持续反思,变化的地方则表现在,早年他的文章更具批判色彩,更着重于破,近年则更偏重于立,更着重的延续普世知识人的情怀与理念,也即,像他一直膺服的托克维尔和雷蒙·阿隆一样,作为知识人,一直要葆有“在评价各种体制下的相对非正义时”维持一种“适当的道德责任感”,从卑微公民的视角出发,做一个独立观察者。

  三位旅外学人的二十年间的心路历程殊途同归:从凌空虚蹈到脚踏实地。而无论他们的学术旨趣和关注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他们对中国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出绵延不绝的中国学人的风骨和责任感。李培林说,他所有学术追求,是一个学者内心深处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关怀。他写道,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扉页题写了四个大字:“为了中国”,他以这四个字统括自己的社会学追求和责任感。而陈彦则是以欧洲为镜,他说,越是心忧中国,越需要了解欧洲;越是了解欧洲,越能够感悟中国。傅铿在《知识人的黄昏》的最后一篇《托克维尔和我的中国梦》中,以托克维尔式的普世知识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思维”,而是一种改良观:任何一场要想最后成功,都必须有上百年的点滴社会体制的改进积累来完成。证诸中国百年历史,这是一个用多少鲜血换来的痛苦和智慧的认识。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傅锵不遗余力所做的工作,也是他身在海外而对祖国、关怀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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