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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沙学浚 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 ——中国国防史与国防地理之综合研究

发布时间:2019-02-11 12:07:03 已有: 人阅读

  李勤璞谨按:本文最初刊登于南京《学原》第一卷第一期(1947年5月),作者润色後收入其著《地理学论文集》(台北,1972),又从後者收入李勤璞编《大连史论文初集》(沈阳,2012)。在日本投降之后纷扰的境况中,本文对全部时间和全部空间的中国作一次超然地凝神观照,所见至今葆有透彻的洞察力。沙学浚先生(1907-1998)字道夷,江苏泰州人,地理学家,不朽的见解尚表现于论文1942年《位置价值》,1943年《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1944年《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其行事著述请看姜道章、贺忠儒、王尔敏、潘朝阳的文章。本文根据《地理学论文集》,副标题则出自初刊本;版权问题、文字校对责在李勤璞。(2018年12月13日)

  秦代大统一后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两个时代,即是“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这一种分期法是以中国在统一时代,国都因外患压迫而迁移的方向做标准的。国都的迁移是退却,表示国土的缩小和国防线的内移,意义和影响非常重大。迁都的方向不同,表示地理的形势和国防地理的形势,随时代而发生显著的变化,虽然“山川依旧”即是自然地理的形势,古今没有多少分别。

  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每遇外患压迫,国都总是向南迁移,总是南渡,渡到江淮之南,因此称为“南渡时代”。十九世纪自鸦片战争之后,国都因外患压迫而迁移,总是移向西方,从沿海移入内地,因此称为“西迁时代”。

  要了解中国史上这两个时代的成因和特征,必须先明白中国的和世界的地理环境,并认识每一个时代的世界史的背景。

  历史上重要的南渡计有三次,即是东晋从洛阳移都到南京,南宋从开封移都到杭州,明末从北平移都到南京。但是“南渡时代”不仅指这三次南渡,而且包括自秦汉以后直到明末一千数百年的时间;因为当中国强盛、能在北方立足的时期,国都还是有迁移即是南渡的可能性的。

  中国的南渡时代,是欧亚洲历史即旧世界历史的一部份,由欧亚洲地理所决定的。欧亚(非洲北部包括在内)的中带是干燥区域,从东北九省经蒙古高原、新疆、、中亚、伊朗高原、阿拉伯,再从中亚向西北延展,直达乌克兰草原,从阿拉伯渡红海,直达北非洲西部。这片地带最大部份是干燥的草原和漠地Desert,包括石砾的、岩石的、流沙的(狭义的沙漠)、盐质的、寒冷的各种漠地。东西南三面环绕着的地方都是雨量较多的潮湿地方。

  潮湿地方住的是农业民族,而前述干燥地方,除若干较大或狭小的“绿洲”有农业之外,都是游牧民族的世界。依相对位置的不同,干燥区域的“胡人”,常要向潮湿的农业区“牧马”,意即实行侵略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长期斗争,构成了旧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其在中国的表演,尤为生动而激烈。只在中国,有万里长城和三次南渡,是事实的证明。

  万里长城是伟大的国防工程,刚刚在中国的北边,从辽东延长到河西,有时延到罗布泊,表示中国的外患以北方和东北为最严重,直北和西北有匈奴、突厥、蒙古诸民族,东北有辽人、金人、满人诸民族。前三者和辽人是草原的游牧民族,金人、满人等,则是发祥于原始森林的游猎民族。吐蕃和西羌等民族是半农半牧的民族,生活力和国力都不及前述诸民族,入侵次数很少,兹不备述。

  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即东北西部、蒙古高原和准噶尔盆地(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有农业民族,集中在绿洲,有灌溉文化),都是荒寒的北国,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本来很低,加上游牧人民文化低,对于土地的利用,是量的而非质的,土地的价值在水和草,而不在土壤的沃度和利用。这种种都与农业民族不同。

  游牧民族的经济和生活的基础是“游”和“牧”,牧指牧马、牧牛羊、牧骆驼,牲畜就是财产,就是全部的财产,牲畜所需耍的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的水和草,不能在一定地区内得到足够的供给,因而必须要“游”,要游到其他有水草的地方补充;一年四季不能从一个地区内得足够的水草供给,也须要随季节而游,而“游牧”。

  游牧民族人人会骑马,会骑射,有高度的机动性和运动力,因而容易集中,集中力量去攻击一点,这便是古代的闪击战。游牧民族的生活水准虽低,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资料的牛羊马驼等都能运送自己,在作战时,能随着战士前进或后退,没有运输的困难。

  游牧经济是大空间的经济,需要广大的空间,以维持稀少人口的生活,而其生活水准是很低的;生存依赖自然,遇天然灾害或在冬季,生活资料便告缺乏,生命没有保障。因此,游牧民族视劫掠和战争是日常的正当活动,史记上说“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可资说明。

  东北的北部和东部是中级山地,气候比较潮湿,自然植物上,是中纬带混合原始林区,亦称“窝集”(勤璞按系满语weji,“密林”),自古为渔猎民族或森林民族如金人、满人等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是“采于山、猎于林、渔于江”,也是游动的,像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也是“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的战士,也是“骑娴”、“弓矢精劲”、“人自为战如熊罴,快马斫阵歼厥魁”的骑兵,也能进行“以少击众,一以当十”的闪击战。

  他们的故乡是“冬极寒”的“化外不毛之地”,生活水平低,“饮食鄙陋”;他们的经济也是大空间的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也有南下牧马问鼎中原的野心和必要。所不同于游牧民族的,是他们侵入长城之前,必先占有辽河中、下游谷地和辽西草原(今热河东南部一带)的农牧混合地带做根据地。

  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总称为游动民族或不定居民族Voelker Unstete。他们虽然文化低,经济力薄弱,人口稀少,但因有高度运动力之故,常能侵略文化高、经济力雄厚、人口众多的中国。

  中国是农业民族,是定居民族,需要安定和平秩序的生活,具有安土重迁的习性,每一家狭小的土地上“深耕易耨”,维持足够的生活。中国有工商和都市的兴起,高尚文化的创造,但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运动力——人不大会骑射,马也不及游动民族多而耐苦,因此对于游动民族的侵略,主要采取防守的策略,居于被动的地位。万里长城由中国设计和建造,固然表示中国文化高,财力足,组织力强,同时也表示为了抵抗“胡人南下牧马”,是采取守势的。

  第一地带可称为摩擦地带,从辽东、辽西,经过内蒙,包括河套,直达河西走廊及迤西之地,也就是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全长三千至四千公里。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这一地带接触,发生摩擦和冲突,故取此名。游动民族的根据地或中枢区域,虽然是在高原的北部,即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上游流域的草原,契丹的首都根本在漠南的东部,而在东北方面则在松花江上游和中游的森林地带。但他们入侵中国时的根据地,蒙古方面都在瀚海以南、长城以北的有水草的湖边或水泉处,河套平原尤其重要;东北方面,则在辽河下游(约当今辽宁省辽北省)和热河东南部;西域方面,则在天山东段的山中和山前的绿洲,或河西走廊之北的居延海一带。

  中国需要防守的北边前线,长达三、四千公里,明朝的“九边”从嘉峪关向东至辽河,也还有二千五百公里,汉代长城更较明代为长,不论多少兵散布在这样长的防线上,总嫌备多力分。而且中国的马产量不多,常因损失而不能于短期内补充;中国兵的骑术,一般不及游动民族好。游动民族由北方向南侵入,是由荒寒之地进入较暖较富之地,是顺势;反之,中国农民是由温暖的南方进入寒冷的北方,去抵抗胡人,是逆势。戍守长城线的兵都是强迫去的,常称为“谪戍”。他们生活很苦,生命危险,常不能适应当地的水土的。这些都要影响到战斗和士气的。中国诗词里,厌战的和闺怨的作品很多,就是证明。

  中国方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后方勤务的运输。古代从长江下游到黄河下游尚有运河交通,但从黄河下游到万里长城的交通不论是经过河北、山西、陕北或甘肃,都很困难,因为没有可通航的水道,而陆上交通工具的车和驮都不方便,运费很昂贵。

  由于上述种种,中国必须集中国家大部或全部的力量,才有控制摩擦地带的可能。这必须在国家统一而强盛的时代。这种时代虽有力量对抗胡人,但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太多,结果是府库空虚,民生凋敝,这又成为内部衰弱、、甚至灭亡的原因。

  在历史上,游动民族和中国同时占据摩擦地带的时间,较中国独霸摩擦地带的时间为长。中国万一守不住摩擦地带,须要向南退,退到第二地带。

  第二地带,指摩擦地带以南黄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各省,而河北关中为历代定都之地,尤为重要。这一地带称之为“枢纽地带”,理由是游动民族如果占有这一地带的大部或全部,空间增加虽不算大,但人力、物力、财力却增加了好多倍,因为这里远比摩擦地带富庶,同时又据有问鼎中原的军略地位。反之,中国如果失去这一地带的大部,不但空间实力大为缩减,而攻守地位亦大为削弱,尤其困难。中国和游动民族如果能平分这一地带,便立于势均力敌的局面。

  游动民族如能在这一地带立足,便可以用劫掠和征发,维持生活和战争,而以北方故乡的“发祥地”和摩擦地带为后盾和后方,纵深很大,给养既丰且便,战斗力因而很充实。

  枢纽地带中的山西高原和陕甘高原,包括河谷和盆地,而河北则为广大的平原,都便于铁骑的驰骋和通过。

  这个地带一部份河流大致南北行与游动民族的行军方向一致,使他们得到行军的便利;一部份河流及湿地湖泊(后二者均在河北)虽与游动民族行军方向相截,除夏季短时期外,水量都小,不能构成有力的防御线。

  在枢纽地带相持时,中国只得到一种利益,便是前线和后方(江淮区)比较接近,而中原到江淮区早有运河相通,漕运较便,给养较易,与在长城线作战时不同。中国万一不能在枢纽地带立足,便要退到第三地带。

  第三地带,称为通过地带,指秦岭以东,黄河注入渤海以南,大别山淮水以北之地。这就是中原,包括山东西部的平原和一部丘陵地。

  这一地带是冲积黄土的平原,地形上、气候上、水文上、农产上、聚落上都与河北相同;因其位置居于古代中国的中枢区域,交通上、军事上是“四通五达之郊”,而“地形平旷……形势涣散”(均顾祖禹语),故称为通过地带。

  这片“中”央的平“原”,无险可守,而淮河北岸诸支流,大致平行流向东南,便于胡人铁骑的经过与南侵。如果中国不能在黄河以北,控制相当宽广的地面做“国唇”Glacis,以作中原的屏障,是不容易在中原立足的。

  首先是河洛区到江淮间的运河水道,一部份在黄河之南不远,而与之平行,很易被北方入侵者的骑兵所截断。其次是黄河不像长江,并非天堑,秋冬水量小,便于过渡,而秋冬两季正是游动民族入侵最频的季节;夏季水涨,容易氾滥,游牧动民族又可决堤以灌大梁及中原(例如蒙古曾做过)。北宋都汴,钦徽二帝蒙尘,除人事不臧外,首都太暴露,自然防御太缺乏,也是主要原因。洛阳城外,虽有山丘屏卫,然其位置上的弱点则与开封同,而且漕运便利远不如开封,更不适于建都。

  第四地带即退守地带。长江流域可能做退守地带的原有三处,即是四川盆地、湖广湖泊区和江淮之间。四川盆地形势虽然封闭,经济虽然富厚,但位置偏在边缘,对外的水陆交通都很困难,欲据之以争衡中原,成功希望甚小,所以不是理想的退守区域。唐朝安史之乱,首都从西安暂移成都,是特别情形——当时贼入潼关,关中通江淮的交通中断,只好移向西南——后来恢复关中的根据地在宁夏及河东,而不在四川,可为明证。宋真宗景德间,辽大举入寇,进展很快,王钦若主张退南京,陈尧叟主张退成都,当时虽未决定,但后来宋高宗还是退往南京的。

  湖广区即两湖,从来没有做过退守时代的中心,由于汉水出了汉中盆地后,便向东南流,而其重要的支流唐河及白河,都从河南西南部由北向南流,这与游牧民族南侵的行军路线相一致,对于中国的防守是不利的。武汉以北的桐柏山大别山都是丘陵地,都有较低的山口,高度小,便于通过,并非良好的防御线。蒙古人就曾由此南下。南阳盆地是秦岭和桐柏山大别山之间的天然缺口,应称为南阳缺口Gap,是通过地带,也不适于守。

  只有江淮之间是理想的退守地带,所以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南渡,都退到江南。这里在国防地理上有种种优点。

  ①长江水量大,淮河长江到了近海的下游,水量特大,两大水自西东流,与北方民族行军方向相截,因北军过渡不易,成为“天堑”,便于防守,诚如顾祖禹所说:“江南以江淮为险”。

  ②江淮之间多水道与湖泊,便于运用舟师,而不便于运用骑兵,骑兵在此不易发挥运动力;而南人用舟技术高明,非游动民族所及。史载金兀朮在江上见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谓其下曰;“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反证游动民族原有的优势至此变为劣势了。

  因上述种种,中国退出中原之后,可以在江淮之间立足,左翼在湖广及四川,保持半壁江山到相当长的时期,其首都或在南京,或在杭州。

  游动民族占取中原之后,地位远较中国为强,实力远较中国为厚,经过相当期间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为造船及练水师),即可略取江南。中国以淮与江为天然防线,努力据守,多次决定性的战争,都在这里展开,中国胜则能继续保持偏安局面,如淝水之战及采石矶之战以后,但“还我河山”、“直捣黄龙”并未实现。中国如果战败,再行南退到福建、广东甚至广西、云南等地,便绝无生存希望,这些省区可以称为“绝望地带”,宋末明末的惨史,即在这里演出。

  游动民族控制北中国或全中国时,国力重心总是放在北方,尤其是黄河以北,这里可以和他们的国力策源地——东北或蒙古高原——密切连络,成为一体。辽、金、元、清四代都在北平建都,是其明证。元代视“河北山东西为腹里”的政策,是富有地略意义的。

  中国要恢复国土,重建国家,力量的泉源自然不在北方,而应在退守地带了;明太祖起于濠泗(今安徽北部一带),先收江淮做根据地,而后北伐中原,进展至大漠南北,也符合地略的原则。

  中国历朝国力强弱的标准,就看他的力量向北分布到达哪一个地带为止。能完全控制摩擦地带并深入朔漠和西域的,是最强的时期,例如汉唐盛时,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时期很短。一部份时期,中国退处于枢纽地带,还可维持强国的地位;如果退到通过地带或退守地带,大势已去;有时甚至要变成北方民族的藩属,例如北宋末期。

  南渡时代的外患在,有时也来自海上的,明代倭寇侵扰沿海,达二百年之久,最深入的一次,曾经打到南京之西:

  (倭寇)“每其舟,登陆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陵镇,径侵南京……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掠惠山……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九月事也”(《明史•日本传》)。

  这次侵扰如果发生在明代初叶、迁都北平以前,迁都是有可能的。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未因海上外患而向内地迁都,故可无疑义的称为“南渡时代”。

  第一次一八六○年,英法联军由北塘天津进攻北京,清文宗避难在热河承德;第二次一九○○年,八国联军由天津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难到西安;第三次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因议和,未实行,十一月宣布还都);第四次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由南京移驻重庆,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清帝由北京到承德是北迁,何以说是西迁呢?所谓西迁,不必直向西方,包括从沿海移避于距海远的内地。

  除了上述四次西迁外,还可加上一次可能的西迁,即是鸦片战争期中,英军陷虎门、厦门、宁波、镇海,并经乍浦陷宝山、上海、镇江,直逼江宁府城,结果订立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那时首都如果是在南京,恐怕也要迁都的——自然迁向内地。

  首都西迁,近代以前,不曾有过。他的发生是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所决定的,因为近世的世界史,以“世界之欧化”(广义的)为主流,若从根源上讲,必须推到哥伦布发现新。

  新发现以后,便是十六、十七世纪的大发现时代。在此时代,欧洲的海洋国家到海外各地探险,并发现新地,占据并经营殖民地,从事航海、通商和海外移民的活动和竞争。这便是海洋时代。古代地中海、阿拉伯半岛和南洋群岛都曾有过海洋国家,但不能称为海洋时代,因其活动范围小,海洋控制力有限

  在海洋时代,海洋国家最能发展国力,建造世界性的海洋帝国——西葡两国曾平分全球——蔚为历史的主角,而国家和岛屿国家不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或是游牧,是采集或是渔猎,不论他们文化的高低或历史的长短,一律降为历史的配角,因为他们没有海洋权力,去抗衡海洋上的入侵者。中国是一佳例。

  中国自古是农业的文化古国,数千年的主要活动是防“胡人南下牧马”,农人和牧人的斗争都是上的活动,双方都不重视海。中国自古也有海洋活动,也有渔盐之利,但整个国家不能称为海洋国家,因中国最多的注意和力量,都用在上,国防思想和国界观念是“东止于海”,视海洋为的终止,历史的真空,天然的保护。

  没有海洋权力的中国,是海洋时代的牺牲者。明代晚期,西班牙人经过大西洋,绕道南美合恩角,横渡太平洋,发现大洋洲,占据菲律宾,一度占据北端。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荷兰人绕道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占领南洋。荷兰人一度占有,而葡萄牙人立足于澳门远在一五五七年。这些国家都是蕞尔小国,当时人口不过数十万(荷、葡)或百余万(西),根本不能与二三万万人的中国相比;在那时,他们的文化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比中国高,只因多一点海洋权力,便能不远千里而来中国略地和通商。反观中国,三宝太监下“西洋”,发现东非,早于哥伦布发现新七八十年,但这次活动只是少数人的,不能视为国策的推行,故难乎为继,海洋权力根本没有建立成功。近在咫尺的倭寇,明代尚不能征服,西方远来的海盗自然更无法抵抗,地大物博人众均无济于海岸的防守。海过去是天险,现在却成为外患的来源了。

  海洋权力建立于船队、舰队和航海术上:能在辽阔的海面,形成一种具有运动力的作战单位,像游动民族的骑兵队所表现的一样;能以极少的力量——船和人——经过并控制广大的海洋空间,比游动民族控制空间经济得多,有效得多。海洋民族攻略海岛、海岸时,也能集中力量,攻击一点,发挥出机动性的效能。这种种都不是农业定居的民族如中国者,所能认识和理解的。

  十六世纪的旧海洋国家能侵犯中国,却不能征服中国或危害中国,因其力量小,活动范围限于海上和沿海,至十八世纪工业后形势大变。先是英、法、荷等国,挟其工业力量以加强海洋力量,以保障并发展海洋控制,成为新兴的海洋国家,而西、葡诸国被淘汰。后来德、义、日、美诸国工业力量和海洋力量同时发展,赶上时代(是国家,情形又当别论)加入阵线,一齐去征服海陆空间。

  海洋国家得到工业力量的充实和强化,蒸汽机装上船舰,运动力大增,“洋船……迅如奔马,急如飘风”,从地中海到中国的海上交通,由三年缩为三个月、一个月。同时因交通线缩短,供应便利,攻击力亦提高,能在辽远的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中国是国家,同时是农业国家,对于工业力和海洋力配合后的总压力,自然更居于劣势。这样便演出了西迁时代的大悲剧。英国是工业先进的第一新兴海国,才有资格揭开西迁时代的序幕——这便是鸦片战争。

  在西迁时代,“胡人南下牧马”已成历史陈迹,北方游动民族不再是历史的主动者,同时也不再是农业中国的敌人和外患。新的中国不但在国家构成上而且在安全需要上,包含了过去相互敌视的农业民族与所有游动民族——他们都成为守望相助、安危与共的同胞骨肉。新的历史力量根本改变了中国地理的型态和局势。为了抵抗海洋国家的压力,中国国防上四大地带的布置,是从沿海到内地,而不是从北方到南方。

  第一地带是摩擦地带,指沿海各省的海岸与海岛,曾向中国朝贡或曾属于中国国土一部份的中南半岛诸国,命运相同,亦可包括在内。这一地带是海洋国家争夺的直接目标,故成为摩擦地带。

  过去游动民族的入侵目的在占取并控制空间,因而很重视空间价值。反之,海洋民族的入侵,最初目的在于航海通商,因而所需的不是空间,而是具有位置价值而便利通商航海的地点,即是港口,称为“商埠”。他们不想占取全部的海岸和所有的海岛,只想在海岸上海岛上,获得一个或数个港口做立足点,视中国的缘海——指南海、东海、黄海——为交通空间。葡萄牙据澳门,英国割香港,都比占领海南岛或广东省,更有价值。岛对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三国都曾占过,鸦片战争中,英欲占未成)的价值,不在岛上的全部土地或种种出产,而在岛上的少数海港如基隆、赤坎城等。南京条约上,英国所要求的,除当时是荒岛的香港外,还有五“口”通商,——后来各国照例要求租界和租借地。这种外力控制下的港口,地理学亦称为“扩展尖端”Wachstumspitze,经济地理学称为“商业殖民地”或“港口殖民地”。

  少数港口的丧失,在土地面积上,可算是不足计较,伹其关系国计民生,却非常重大,而损害的影响达于全国每一角落。这是侈言地大物博的人民,所不易理解的,结果在国策的筹划与运用上,造成不可补救的错误和失败。

  国欲以陆上力量保卫海岛与海岸,只能守而不能攻,而且备多力分,处处薄弱,鸦片战争的经过是良好的证明。万里长城的痛苦教训重新出现在东南沿海。这种失败对于国是自然的,是必然的。

  第二地带是枢纽地带,他是外力控制下的海港的腹地和周地,——指沿海七省——旧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距海很近的四省——旧吉林、热河、广西、云南。上述七省的面积只有一百二十万方公里,等于全国十分之一,但人口有一万(亿)九千万之众,全国十二大都会(院辖市)有八个(包括大海港和南北两京)在此,全国十分之九的工业,二分之一的农业在此,对外贸易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此,对外交通的门户在此,国力大部份集中于此。七省大部或全部沦陷,影响的重大,远过于南渡时代的枢纽地带的丧失。闽、粤、桂、滇四省,在南渡时代,是“绝望地带”,现在却变成枢纽地带了。这是海洋时代的历史决定的。

  初期的海洋国家势力只限于沿海的岛屿和海岸,后期的即工业化的海洋国家,更从摩擦地带的据点,扩展势力到枢纽地带。他们并不想占据这片空间,只用“线”在交通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来控制这个“面”,即是建设铁路,从海口伸入内地——因此称为“内侵铁路”——有通航水道时,则要求“内河航行权”,而以海口做根据,也是“内侵”的,以与内侵铁路相配合。

  沿海“点”与“线”的丧失,都是战争或外交失败的结果;百年来多次的重要战争,都在摩擦地带和枢纽地带上发生,而在枢纽地带上的战争更具有决定性,例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

  近世中国人文地理上改变最大的区域,是上述两大地带,尤其是两地带内的点与线,说明了中国国力的重心,怎样因外力的控制和扩展,而移向沿海,形成了全国人文地理上不平衡的发展,沿海的“点”与“线”的繁荣,是被动的,而不是中国主动的,从文明言,是进步、是建设;从言,是损失、是失败、是危机。

  中国在沿海两地带的国力,不能向内地退却,像南渡时代的北方一样,但亦不能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因为被同时同地存在的外力所限制,所控制,所牵制。

  中国的海上国界线并不在海上,亦不再是“东止于海”,已经内移到沿海的“扩展尖端”的四周,和“内侵”交通线的两边了。中国的海界已退为陆界了:在万宝山,在沈阳、在北平、在芦沟桥、在济南、在上海、在广州沙面。

  国都在枢纽地带,一有对外战争,即须内迁,在最近短短八十年间,迁过四次,较南渡时代的迁都,频率增加了多少倍!

  海洋国家并不以控制中国沿海为满足,随时要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即第三地带的通过地带和第四地带的退守地带,扩展到全中国。在叙述此点以前,应插入一段关于日本,关于抗战。

  西方海洋国家侵略中国,只控制点和线以便扩展势力于全国;因相互竞争之故,有时只能划定势力范围,以保均势,不曾想并吞全中国。只有日本有此企图,有此行动,他的一贯国策,是推行政策,从征服“满蒙”,到征服中国,从“九一八”到“七七”。

  日本能推行这个政策,因其拥有一项优势,为西方海洋国家所无,即是日本本部紧邻中国,“近水楼台先得月”。甲午战后,日本据有朝鲜为侵入中国的桥梁,割为封锁中国的匙钥,中国的黄海东海,事实上,成为日本帝国的内湖。这种地理优势,是推行“政策”的先决条件,为日本所独有,故日本有可能在枢纽地带内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进而占据第三地带的通过地带,并威胁甚至可能占领第四地带的退守地带。

  第三地带是通过地带,指枢纽地带以西以北,包头、潼关、长江三峡以东的各省区。在地形上,这一地带的少数部份与枢纽地带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如太行山隔绝晋冀;多数部份是彼此相接,无地形可作界限;在交通上,这两个地带构成完整的一体,北方靠铁路,中部靠长江及其重要支流,小部份靠铁路,而湖南对两广也是靠铁路。因此这地带称为通过地带。这地带对于西部中国,却有明显的界限,包头是铁路的终点,潼关虽有铁路经过,在地理上是隘路和渡口,三峡以东,宜昌是航运的转口站。此外,山西西部的山脉与黄河,豫西鄂西的秦岭巴山,湘西黔东的山地,都是地形上和交通上的阻塞空间,昔时称为天险,现代的军事活动依然要避开他们。

  日本的势力沿上述铁路和长江水路,分布于、并控制了通过地带的大部份之后,便运用比较少的武力封锁西部中国,但并没有侵据他。这所谓西部中国就是第四地带。

  第四地带即退守地带,指包头以西的漠南地方、陕甘两省和川黔滇三省;青海东北角和西康省东部雅属一带的精华地区,也可包括在内,虽其所表现的力量是有限的。

  这个地带以四川盆地做中枢区域,战时首都西迁于此,左翼是西北黄土高原,右翼是云贵石灰岩高原(横断山脉以东)。黄土高原有良好的土壤而没有足够的雨量;除关中一隅外,大都地瘠民穷;石灰岩高原有足够雨量和良好气侯,但土质瘠薄,除少数“坝子”外,大都是地广人稀。

  只有四川省具有种种的地理优势。他在前述两大高原之间,下陷成为盆地,他的盆底由紫红色砂岩所构成,经副热带气候下长期侵蚀,成为浅丘小谷交错的地形——只有六千多方公里的成都平原是冲积扇的平原,是例外——土质的肥沃和利用的精密与江南平原完全相同。江南的丘陵地多是童山濯濯,四川浅丘地及其他各地长狭丘陵地(低而长的山脉)尽是农林矿的富源。四川北面有秦岭巴山屏隔北来的寒流,故气候是“水绿天青不见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纬度虽同于江浙,气温略同于闽粤,全年十二个月都是生长季。通航的水道,丰富的煤矿,地下的盐矿,和多种的原料利于各种工业的建立。这种种使四川成为一个各式经济均衡发展,且能够自给自足的地理单位,能养活五千万人——比英国或法国的人口还要多。

  四川省如果不是一个肥沃的盆地,而是南北两大高原的延长,或者虽然是盆地而其面积狭小只等于汉中或关中,或者纵然是盆地而其四面山岳的高度宽度,不足以构成阻塞空间,仍然不是理想的抗战根据地。

  在南渡时代,四川不宜于做退守区域,到西迁时代却成为最好的唯一理想的退守区域,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国民政府还都令中,有赞美四川地理的话:

  “……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胜,故能安渡艰危,获致胜利……。”

  抗战末期,西安一度吃紧,贵阳一度告急,说明西部中国尤其四川盆地,并非固若金汤的天险。重庆若非山城,很可能被空中攻击夷为平地。

  日本没有侵占西部中国尤其四川,部份的应归功于地理。试思宜昌到重庆之间,如果没有巫山山脉的阻塞和三峡的滩险,而是一片开展的原野,日本的进侵绝少可能会中途止于宜昌。另一方面也耍归功于世界大势、世界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决定性。这由于抗战是世界战争的一部份,日本只能用一部份力量很经济的侵略中国,以便保留大部份力量去应付其他强国;中国虽以全国力量,从事抗战,仍然不足,幸能从地面,并从空中,获得外援,以资接济。日本侵占海南岛,固然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而“珍珠港事变”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才是中国抗战史的后半部,后半部的重主要内容。

  宋末明末的抗战与这次抗战,性质和发展,意志和精神,大致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区域性的,而后者是世界性的,结果是前者终于失败,而后者获得最后胜利。

  像南渡时代有海上外患一样,西迁时代也有上的外患,这便是帝俄。俄罗斯在欧洲,是一个国家,在十五世纪以前,莫斯科大公国也常受制于亚洲游牧人的蒙古。后向四面发展,成为十七世纪大彼得的俄帝国,全部历史是发展,主要的动向是不断的东进,进到太平洋,包括阿拉斯加。俄罗斯的东进,对于中国先是“延翼进展”,结果中国的北方国境,丧失了不少的土地。但十九世纪中页以前,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与中国同,虽有工业,但力量不足以控制西伯利亚的辽阔空间。这时候,中国和大致立于势均力敌的地位。

  一八五三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工业特别发展,一八七一年占我伊犁,一一年俄皇下令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九四〇年完成(包括今日的中国长春铁路)。工业的势力线,遂由东欧伸张到日本海和黄海,而陆上的运动力大为增强——从南乌拉山到海参崴的行程,由三四个月缩短为七天——对于依然是农业国的中国,自然居于优势,庚子八国联军也有参加,而还占有全部“东三省”,表明压力与海洋压力已经汇合。

  自十九世纪末页以来,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压力,从“延翼进展”变为“锲形攻势”,攻入东北,锲入蒙古,锲入新疆。不论压力是怎样的强大与深入,总还没有逼迫中国迁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当然可称为“西迁时代”。

  (一)在南渡时代,中国因游动民族的入侵和压迫,许多人民好几次迁移到南方去,先到长江流域,后到东南沿海和西南高原,逐步的开发了南方。东南沿海区域的开发,又成为开发南洋(包括)移殖南洋的基础和根据。这样使南北获得了均衡的发展,这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南方地理环境和物产,多与北方不同,物质上和精神上可以补充北方的不足和欠缺,使全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格外多样而丰富,这种发展在人文地理上是“异质而连接”的空间发展。

  南渡的首都和南移的人民,在南方久留,并不北返;加上南方地理环境优越,文化容易发展,结果使中国国力重心,由黄河流域渐移到长江流域。近八百年,中国的首都,除极短时间外,总是在北京,但南方的文化和经济,总能够长足的进展,并能超过北方。国力重心的南移,使中国人文地理上和上的均衡及区域配列,起了根本的变化。

  (二)西迁时代才有一百年多历史,首都虽有四次西迁,仅这次抗战期中,有大批人民随政府向距海远而发展迟的西北和西南移徙,使西部中国能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五十至一百年的发展,从而补救了西迁时代沿海高度发展(海洋时代的自然结果)所造成的半身麻痹的状态,引出了全国东西两部均衡发展的开端。这也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由华北到西北,由东南到西南,气候、物产和人民生活大致相同,但西部中国地理不及东部优越,故不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东部有多少的补充和增益。这在人文地理上,是“同质而连接”的空间发展,其价值不如“异质而连接”的空间发展大。

  西部中国虽在抗战期中有长足的进展,但其发展的条件不如东部沿海;西迁的首都和大部人民又于胜利后还到东部来,故国力重心依然是在东部沿海——华北、中原、江淮和华中是中国的中枢区域——没有移到西部去,像南渡时代黄河流域中枢区域移到长江流域一样。因此,中国人文地理的和地理的均衡及区域配列,并没有起变化。

  (三)奥国气象学家柯本(Koeppen)在《气候学丛书》上说过:“引起文明没落的,最根本的,是干燥气候区的有组织的游牧民族,如拜多因人(按是阿拉伯和北非洲的)、匈奴人、蒙古人等以及他们所胁从的半定居的民族,而其他的战争尚居次要”。这在西方历史上是事实,但不能应用于中国历史。北方的许多游动民族,所占据中国疆土不论是一部或全部,都没有能够灭亡中国的民族和文化;反之,他们有时(例如满族)反而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被中国血统所吸收所融和。中国这种特殊的成就,不仅应归功于中国文化高,而且应归功于中国的地大和人多。汉代人口即有四千九百多万;但游动民族人口总是很稀少的。他们在战时和战场上,能够集中,故能发挥大的威力,但在平时,少数人民统治了中国广大空间和众多人口,自然要暴露“备多力分”的弱点,时间一久,更会为中国的高尚文化所同化,所吸收。古代西方各文化国家本部,土地都是小或很小,本国人民都是稀少的,与侵入的游牧人相差的比例不大,因而不能用血的力量融和入侵者,反而为入侵者破坏的力量所灭亡。

  (四)西迁时代,海洋民族工业民族用武力、炮舰、阴谋、条约、商品、投资、铁路、轮船、金融、借款、通讯网、宣传种种的工具和手段,从事侵略,中国处于劣势和失败的地位。入侵者人数很少,知识很多,又以其全国的文化力量做后盾;中国原来掌握的地大人众这两大有利因素,便失却力量和效用。

  (五)旧世界的历史和地理,决定了中国有南渡时代,却不能决定中国的胜败和得失。近世世界地理变迁和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西迁时代的来临,决定了海洋压力的强大,最近更决定了日本侵华所采的策略,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抗战胜利;进一步看,他们根本的决定了日本有力量来侵略中国。试思近世西洋如果没有大发现时代和工业,日本何从维新?何从工业化?何从成为海上强国?何从梦想到征服中国、亚洲和太平洋?近水楼台的中日地理位置,更何从发挥出位置价值来?

  (六)一叶知秋,从中日两国近世的历史发展,已可看出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人间,这便是世界交通时代,就是世界一体、四海一家的时代,简称世界时代。他的发展分为三阶段:第一是工业前的旧海洋时代,海洋国家在世界史上,特别占优势,势力伸张到全球。第二是工业后的新海洋时代,就是世界海陆均衡发展的时代,海洋固然成为世界交通的孔道,本部因铁路网(工业的产物)的兴筑,也积极的发展;铁路表现国家之新的运动力,他能通过过去骑兵不易通过的空间,例如高大山岳。尤其重要的是纵贯的铁路在欧亚南北美各洲,形成了世界海洋航运间的联系肢节和捷径。第三是二次大战以来,空中交通和空中权力成立和参加后的世界交通时代,即是海陆空三种交通合成一体的时代,也是运动力最高发展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代表这三个时代的开端的是:第一是葡萄牙占租澳门,第二是鸦片战争,第三是对日本的抗战。

  今后是世界时代,中国和并世各国,被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所决定的成分,自然要格外增加,有时比自己的努力来得更重要些。大致说来,惟有具备高度运动力的强国,才是世界史的决定者,运动力薄弱或缺乏的弱国将是被决定者。大多数国家运动力的薄弱或缺乏,大部份由于空间太小,资源不富,工业不兴,以及人口稀少;也有些国家空间大,资源富,人口多,但运动力也很薄弱,当然要归咎于人事不臧,例如中国。

  (一)世界时代的重要动力是空权的发展和原子能的应用,二者对于战争和国防,有决定性的影响。世界时代包含了空权时代和原子时代,这个时代的国防,和过去有种种不同:

  ①飞机是交通工具和战斗工具,有最大的活动自由,最强的运动力,集中和分散很迅速,能从空中配合、帮助、或支配海上和陆上的交通和战争,旧时代的陆战思想,必须完全改变;今后需要一套海陆空立体战的理论体系,必须依据中国的实力和地理环境,并须随时加以修正和补充,以求精进,合时代与超时代。

  ②空中交通把地球缩得很小,飞机从地球上任何一点,到达任何其他一点,仅须最多五六十小时,人类的时间观念必将改变,国防的警觉性与感应性因而提高。

  ③飞机以大空为交通空间,直线航行,超越了海陆的界限和多种的地理的和气象的阻碍,因此,旧时代的摩擦、枢纽、通过、退守四大地带的划分,意义大为减少,甚至可能是无意义的了。首都无庸南渡,也无庸西迁。人类的空间观念也有大改变,从而地理和国防地理的概念,有一部份必须重新铸造。

  ④全国是国防空间,必须处处防守,较前述两时代更感到“备多力分”之苦;特别是国防的枢纽点如工业区、动力中心、海港、大都市、交通中心、军港和空军基地等,不但是对方攻击的目标,而且可被对方的空军占领,如何保卫他们,是国防上最根本的课题。

  ⑤原子武器和同类的破坏力也许更大的武器,能把各种枢纽点于顷刻间化为废墟。枢纽点的建筑物须改建与疏散的分布。平时须计划并建设一部份枢纽点的战时代替者,若干枢纽点须建于地下。首都之外要设陪都,制造原子能的原料必须探索、开采与利用。……这种种都使现在的都市地理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发生相当大的变动。这种大变动又将分别的与综合的,促成国防地理的变动与演进。

  (二)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虽已过去,上的外力压迫和海洋上的外力压迫,依然存在,这两种外力的发源地,虽然远在西洋,但其声势浩大与分布辽润,远非前述两时代的外力可比。

  这两种外力已经深入中国的国防空间之内,在几处已经分布于这空间的广大部份,在几处,外力的文化与经济已占有优势;形势的严重远过于前述两时代。

  照上两段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国防,必先能组织统一而现代化的国家,要组织这样的国家,必须有丰富的世界知识,远大的世界眼光,坚强的国家意志,独立自尊蹈厉愤发的立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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